4月22号上午，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教授做客太阳集团tcy8722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系列讲座，在知新楼三楼报告厅为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“东亚区域史研究的课题和方法——从朝贡到海关”的精彩报告。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马光副研究员主持，校内外百余名师生参加此次活动。

滨下先生以其长期关注的“朝贡”和“海关”这两个关键词，对东亚区域史研究的课题与方法进行了回顾和展望。滨下先生指出，以往中外学者，在研究亚洲近代史的时候，通常有意无意地采取西方中心观的立场。这其实是一种忽视历史事实的做法。对于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史的研究，费正清（John Fairbank）等西方学者的“冲击——回应”模式，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亚洲的历史发展过程。“西洋的近代”并不符合东亚自身近代化的特征，故需要在研究中做出方向性的改变，超越由“西方”看“东方”的单一模式，从东亚区域的内部出发理解其近代化进程，建立从东亚看“西方”、看世界的新视角。

滨下先生十分关注近代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制转换的历史过程。他通过研究近世以来东亚及东南亚商人通过朝贡进行贸易的问题，探讨大规模的东亚经济圈形成、发展及变化，进而提出和发掘亚洲发展的内在机制——“亚洲经济圈”理论。滨下先生指出，朝鲜、琉球的贸易方式带有极为明显的朝贡贸易色彩，而琉球又拥有长达440多年的朝贡贸易方面的丰富资料——《历代宝案》，这些都为朝贡贸易问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。

在谈及目前的海关史研究现状时，滨下先生指出，1858年《天津条约》签订后，清政府在各通商口岸建立外贸管理的新机构——外国人管理的洋关（新关）。新关在课税纳税这个主要功能之外，还承担了新式教育、海事、邮政等职责，成为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。因此，海关资料也无比丰富，至少包括统计、特种、杂项、关务、官署、总署、邮政等多种系列。海关的社会经济资料中的城市报告能够反映出该地方的发展，医疗报告能够显示出一个城市的医疗水平，电信、邮政对于了解地方的市场非常重要，而万国博览会能够反映出地方的特色。

滨下先生还对海关洋员问题进行了考察。20世纪初，海关各部门在职洋员人数约1500人，50年累计洋员人数近万人。职业涉及估税、会计、文秘、水文测量、工程建筑、设备营造、灯塔值事和邮件递送等多个领域，吸引了一大批来自欧美各国的技术性强、有语言能力的人才。实际上，中国近代海关的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大事业。一直以来，海关洋员研究的主要对象，是以赫德等总税务司为主的最高级官员。然而，从人数来看，洋员绝大部分是地方海关每天在现场从事关务的中级和下级关员们。他指出，最近的海关史研究中，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史取向，更加关注洋员跨文化的个人际遇，关注洋员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成就，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了解近代海关史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在现场交流环节中，几位老师和学生就山西票号、朝贡贸易和东亚海洋网络等提出了若干问题，滨下先生对之一一做出耐心解答。最后，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【嘉宾介绍】

    滨下武志（はました たけし| Takeshi Hamashita，1943－），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、汉学家，曾任日本东京大学、京都大学教授，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华中师范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、东亚经济史、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，著述宏富，中译本主要有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——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》、《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》、《中国、东亚与全球经济》等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盛誉。因其卓越学术成就，2017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（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）外籍院士。